当前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分析

当前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分析
[213] (2005-03-07)

  互联网上一篇文章广泛流传,这篇文章预言“2006—2010年。。。可能加剧中国的政治力量分化”,我试图从自己业余的眼光描述一下当前中国各派政治观点和支持者,这种描述是不严谨的,因为“派”本身不可能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这种描述也是非专业的,因为一个专业观点如果不能获得广泛的非专业的支持,就不可能构成力量。

  宪政派:在经济上不鼓励干预经济,主张自由市场,保护私产并维持现有中国财富状况,政治上主张保障人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其终极目标是宪政、多元政体、地方自治,但认为目前中国人素质还不够高,鼓励先对国民进行教育。在理论上不反对台湾独立。在国际关系中持温和立场。有一点精英主义。

  秦晖派:其主张与宪政自由派接近,但认为现有的经济政治状况并不合理,对中国的政治现实解读为:“权贵资本主义”。有一点平民主义。以“秦晖底线”著称。以上两派可构成自由派联盟(右翼),这一派理论精深,感情充沛,人才济济,支持者主要有:问心无愧的富裕阶层、新兴城市中产阶级。收入越高的越支持宪政派,主张维护稳定,渐进改革。收入越低的越支持秦晖派。这两派的分歧在于对现实的解读不同。本来宪政派一直在批评中国日渐增长的“仇富”心态,将其与“民粹”等同。但是2004 年的“妞妞”――一个拥有3家公司的、某官员的女儿、20出头的小留学生出现在公众的视野,这个纯朴的电影迷坦言(大意):如果我要利用我父亲赚钱,我不会去搞电影,我会去搞金融。妞妞同学的露面是一个偶然事件,如果她再城府一些,再老道一些,人们也许不会知道妞妞。但偶然中包含着必然,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还有多少个妞妞?宪政派不得不开始反省。一位80年代的高层智囊吴国光撰文指出78改革与92改革的区别:前者是由中国人口的主体――中国农民自发发动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农民是受益者,城市居民同时也是改革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但是在通货膨胀引起城市居民不满,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后, 92改革是为了巩固统治而有意识维护城市居民、牺牲农民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 所以导致过大的城乡差距和权贵阶层产生。(吴国光:试论改革与“二次改革”)吴国光的这种洞见,也许可以弥合宪政派与秦晖派的分歧。

  保守派:“维持党的领导和传统意识形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来解决政治社会稳定,进行缓慢的社会改革,但回避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对于已经不可收拾的国企烂摊子,无奈被迫采取中小企放手私有化、大型国企保持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政策主张,但反对把国企完全私有化,而主张保留国家(官僚)资本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2005 年后的中国大势与未来》)这一派主要是官僚及其子弟、问心有愧的富裕阶层。

  人民派:观点与保守派相同,和保守派区别为:自身没有既得利益,相信终极权威。承认某某主义是乌托邦,不再信仰某某主义,但相信一个能代表所有人民的终极权威可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对于现代化则没有目标,对现状满意。支持者为一部分党员和工人。人数较少。

  新权威主义:其提出者是上海学者萧功秦,其终极目标和自由派相同,但主张以加强权威的手段达成终极目的,常被自由派误解和谴责。这一派在民间较少支持者,因为其较难被理解。局限于学术领域。

  以上三派可统称为保守派联盟。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派对腐败非常反感,而其本身并没有很大的既得利益,很有可能滑向下面提到的工人派;新权威主义在民间较少支持者。因此这个联盟并不稳固,其主要力量可能仅剩下第一种保守派。

  社会派(左翼):在政治观点上与自由派接近。支持中国统一。经济上,主张通过干预经济、政府控制一部分企业、调整农业政策和福利制度、保护民族产业等手段缩小贫富分化,保护弱势阶层和国家利益。其与秦晖派的区别在于:秦晖派主张支持全面私有化。而社会派同意保护私产,但不主张全面私有化。这一派的精英主要是经济学者,另有部分由于目睹中国的贫富分化和恶劣的国际环境,从自由派转来的政治哲学学者。其支持者非常广泛,遍布各阶层。

  布尔什维克派(极左翼):反对贫富分化,主张平均主义。支持者为一部分老党员。人数极少,但有可能是极左翼群体运动的组织者。

  极右翼:以颠覆保守派为基本教义。

  工农民粹派:严格说来,在学术上这不能构成一派,或者说没有真正的理论和精英。但在平民中存在这一派。这一派在情绪上接近秦晖派,主张对不公正的现实进行改变(可能被极右翼利用)。经济上接近社会派,支持政府干预和控制经济(可能被左翼利用)。在政治上反自由派(可能被极左翼利用),期待终极权威,但认为目前这样的权威已经不存在。支持者主要是部分工人。其主要特点是对现状不满,成分极为复杂。有工作的工人认为资本家太富有,不公正。提前退休、买断工龄的工人,认为有工作的工人占了便宜,不公正。下岗工人认为现实不公正,农民工和农民认为城里人太富有,不公正。

  除去下岗工人、农民工和农民外,其它群体能够得到的公众同情并不多。

  复兴派:民族主义者,在台湾问题上持强硬立场。这一派没有系统的理论,也没有一致的国内经济和政治观点,其成员既有关注民生的,也有关注民主的。在2003年以反日运动为契机进入公众视线,在2004年登上钓岛达到顶峰。自由派精英大多低调地对其满怀蔑视,认为其“狭隘”“民粹”“非理性”,也有部分自由派试图对其进行引导,以期促进中国的自由。这一派看来没有和王小东的民族主义理论相结合,这可能是因为王小东的反美色彩浓过反日色彩,王小东本人又非常精英,并且这些年沉迷于农村基层选举。他们与王小东的共同点是:在国际关系上相信势力均衡、实力角逐、达尔文主义,认为国家间关系与道德无关。由于复兴派以爱国主义为口号,可以获得相对宽阔的发展空间,一度人气大旺,其精英也不乏理论家和组织者。其支持者主要是部分青年人。但是在9月份网站被封,受到重创,开始转入低调发展。复兴派的困境是:除去爱国主义,没有其它可以吸引公众的观点。如果获得舞台,他们绝不会甘心依附于自由派和社会派,可能提出介于社会派和工人派之间的政策。如果他们和工人派联盟,甚至能够与自由、社会两大派三足鼎立(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民族主义精英不支持工人派)。这种可能性已经被自由派看到:一个秦晖派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主张对现实的不公正进行改变,将使中国产生极端主义。宪政派的王怡也认为:如果大陆未来的民主是民粹的,大陆还是不会放过台湾的(指允许台湾和平独立)。(王怡: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

  如果对上述派别进行归并:可以归为四大派:自由派(右翼)、社会派(左翼)、权威主义、民族主义。

  90年代后期,萧功秦曾经撰文,将当时的中国分为3派:自由派、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并认为各派都对权威满意:自由派满足市场化改革,左派认同社会主义。同时权威也对各派的存在满意:自由派用来搞市场经济,左派用来维护社会主义法统。在2002年,自由派和社会派、民族主义都投入到舆论的“众望所归”的造势运动中。而新权威在2003年也对各派进行了回报:允许民族主义活动,关注底层,开放舆论等等。 “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是左右逢源,民族主义者、左右翼和底层老百姓各自从自己的关注点中都找到了符合自己要求和主张的内容,普遍产生了一种久违的期待和热望,“新政 ”之说流行。”(《2005年后的中国大势与未来》)

  但是,在2004年,当新权威获得完全的权力后,开始出现转折。首先搞到了曾经为“众望所归”摇旗呐喊的自由派身上,自由派强烈反弹,公开对自己当初的“幼稚”懊悔。民族主义活动受到全面压制。言论控制在加强。

  2004年,两本“人民文学”的书在地下传播,成为街头最热销的盗版书,右翼的《往事并不如烟》回忆了“最后的贵族”的悲情历史,左翼的《中国农民调查》对农民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心惊肉跳的描述。

  2005年,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中国民族主义者毫无办法。在经历反省后,有可能转为内求或者放弃民族主义加入社会派。

  如果说政治只被一小部分人热衷的话,2004年的西安彩票做假案,则削弱了权威在百姓中的公信力。

  所有的派别都在反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权威失去信任。

  自由派相信,一个自由的社会必然是多元的社会,一个“人民的派”不可能代表全部人民,因此自由派认为,多个派和平共存、理性竞争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派并且相信,即使一个“人民的派”可以代表全部人民,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

  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引起了保守派的紧张,“资本家入党”的政策试图将新兴富裕阶层纳入“人民派”,中国的“人民派”也在讨论更改党名的问题,事实上,在“资本家入党 ”被提出的同时,“共,,产主义是后后后后代人的事情”也被提出。

  很难说“和谐社会”这个提法是否表明“人民派”路线的失败,但是,这个提法表明,新权威已经了解,中国人民的分化已经非常严重,避免各派之间发生冲突是当务之急。但是,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从根本上消除矛盾,还是对不和谐现象进行打压,目前还不明朗。

  许多人认为,新权威公开反对自由主义政治观,将使自由派对新权威产生反感。

  但是,宪政派在学理上反对民族主义和工农民粹派,这两派的崛起,使宪政派变得保守,希望延迟中国的民主,这种保守走向极端就是萧功秦主义:要获得自由,先享受专制。这种保守可能抵消掉他们对权威的反感。

  马克思指出,思想包含着利益。中国的宪政派和中国的保守派分享中国最主要的财富,由于工农民粹派的涌动,宪政派出于自身利益,会趋于保守。

  宪政派希望延迟时间,通过对人民进行宪政教育,使左右混杂的民族主义者分别成为温和的左翼和右翼,使极左+极右的工农民粹派,一部分变成中产阶层,一部分变成温和的社会派。但是有人指出,中国是否能寻找到足够的能源以支持如此规模的中产阶层?如果中国现有一半人口成为中产阶层,其人口是6.5亿,是美国总人口的3倍。中国总理前天承认,当前已经面临煤炭和石油的紧张。

  没有权力和金钱,媒体无法生存。中国的媒体基本上被宪政派控制,在受到保守派管制的同时,宪政派也对秦晖派、社会派、平民主义、民族主义进行着“新闻审查”,只有一部分记者可以突破这种审查。

  这是权力、财富、舆论、知识精英的完美组合,什么力量可以挑战呢?

  如果中国的贫富分化继续下去,其它各派的联合,也许可以挑战这种组合。但是,中国总理已经表明,他愿意采纳左翼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的农村。

  中国的农民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为中国贡献了最多的粮食、劳力和士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与城市居民不同)他们从没有享受过医疗上的任何福利,一部分乡村教师的工资不是由财政支付,而是农民自己用上缴后剩余的米支付。

  中国总理前天表示,要在2007年结束农民几千年来交纳“皇粮”的历史,他将使穷人的孩子也能接受教育,在农村建立医疗保障。

  2004年的《中国农民调查》在城市热销,由于1976年前中国“最后的贵族”大多消失殆尽,中国的中产阶层几乎全部出身平民,这种同情心和对工农民粹派的恐惧加在一起,左翼的经济政策会获得右翼的支持。

  要在中国实现自由派的民主,或者保守派主动让步,或者各派同保守派的关系激化(当然,如果一个新的“人民派”取代旧的“人民派”,依然没有实现自由派民主)。目前来看,保守派已公开反对自由主义,控制财富和言论的自由派则趋于保守,权威已采纳左翼经济政策,整个中国还会继续保守下去,除非发生经济危机(《2005年后的中国大势与未来》主要是经济分析)。

  我激动地为总理的承诺喝采,期望农民的状况能够改善。在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阻止中国总理的农村政策以促进中国的民主,显然是不道德的。

  但是,保守的政治政策,能够实现左翼经济政策么?历史会给出答案。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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